很高興隨著中原家族辦公室成立一週年，我們的創辦合夥人及總經理畢銘詩和創辦合夥人、總經理及投資總監洪龍荃接受了 Prestige 的訪問並分享了他們創業的歷程。

全文連結：https://www.prestigeonline.com/hk/lifestyle/wealth-management/centaline-family-offices-kelly-but-and-larry-hung-on-running-a-business-family-first/

中新社香港6月30日電 (記者 魏華都)香港家族辦公室行業近年發展迅速，目前有逾2700家單一家族辦公室在港營辦，預計將增至3000家。業界人士日前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稱，香港資本市場正不斷擴大、投資機會多元，為家族辦公室行業提供發展空間。

總部位於香港的瑞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簡稱“瑞橡資本”)於2021年3月開設聯合家族辦公室業務。在其創始人王風雨看來，相較於亞洲其他金融市場，香港的優勢是資本市場更發達、人才更集中，而且背靠中國內地龐大市場，享有互聯互通等政策便利。從公司經營角度來看，香港的監管既規範、嚴謹，又具備一定靈活性，有助於推動投資及運營效率提升。

中原家族辦公室創辦合夥人、總經理畢銘詩認為，香港發展家族辦公室業務的優勢在於行業人才充足、稅制簡單和投資選項豐富，能源源不斷吸引資本和家族辦公室落戶。隨著特區政府持續推出新措施推動行業發展、香港資本市場持續擴大，以及富裕家族世代傳承需求增加，將催生更多家族辦公室需求。　

今年以來，香港金融資產市場持續升溫。恒生指數累計升幅近兩成，新股集資額累計超過600億港元，融資規模暫居全球首位。截至3月底，香港註冊基金數目達976個，資金淨流入同比增長285%。6月26日，特區政府發表《香港數字資產發展政策宣言2.0》，再次明確特區政府致力將香港打造成為數字資產領域中的全球創新中心。

王風雨表示，香港法治完善、社會安定，優質上市公司資源豐富，具有強大的投資吸引力。隨著中國內地科技創新產業高速發展，香港吸引包括歐美、中東在內的全球資本，形成良好投資氛圍，對家族辦公室行業的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畢銘詩稱，公司家族辦公室業務的客戶偏向年輕化，在創科、虛擬貨幣和地產等領域有興趣。特別是創科領域，香港勇於創新，投資市場覆蓋亞洲和內地，可滿足各類型投資者投資需求。

王風雨表示，今年8月1日生效的《穩定幣條例》，為香港引入針對錨定法定貨幣的穩定幣發行人發牌制度，以保障金融穩定並推動金融創新。隨著香港穩定幣市場規模持續增長、規範化程度不斷提升，有望吸引更多關注數字資產的資本流入，為家族辦公室行業開闢新的投資機遇。

「我們一直留意穩定幣相關發展，已為客戶搜羅相關的加密基金產品，供客戶選擇。另外，我們也留意較獨特的產品，如學生宿舍基金等收益類產品。」畢銘詩說。

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家族辦公室環球總裁方展光告訴記者，特區政府正開拓虛擬資產市場，同步發展黃金商品交易，並著手建設有色金屬倉儲業務，通過不斷豐富金融生態圈，致力提升對家族辦公室投資者的吸引力。

關稅政策瞬息萬變，市場不確定性與日俱增。對於站在財富金字塔尖的高淨值人士而言，分散風險不止於資產配置層面。

今年1月初，丁克鳴給自己的客戶撥打了數通電話，建議他們清倉美股。自2023年加入WRISE（昇世集團）以來，他一直擔任該集團旗下昇世御享（新加坡）的行政總裁，幫助區內高淨值人士管理財富及投資。

「對，全部賣掉，」丁克鳴強調。這樣的建議在當時多少有些令人難以接受，畢竟標普500指數在2024年不斷刷新歷史新高，全年上升超過23％。「那時，我們還沒有看到關稅的影響有這麼大。」他回憶道。這間創立於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目前管理著數十億美元的資產。

丁克鳴的建議也並非「空穴來風」，美股當時的估值已相當昂貴。投資研究機構晨星（Morningstar）的分析指出，截至今年1月6日，美股價格較其公允價值溢價約4％。自2010年年底以來，市場處於該溢價水平或以上的時間不到10％。「此時一旦有負面消息，市場必將受到影響，」丁克鳴說。

儘管大家對美股的過高估值已有認識，但接下來的情況逐漸超出大家預期。先是特朗普上台，市場對政策不確定性存在分歧，導致科技股顯露疲態。緊接著，中國AI公司DeepSeek發布低成本算力模型，市場對AI行業資本支出邏輯的質疑升溫，引發對美國科技股的恐慌性拋售。然後，關稅來了。

4月2日，開啟總統第二任期不足三個月的特朗普，在他自稱的「解放日」宣布對全球185個貿易夥伴徵收所謂的「對等關稅」。這不僅讓華爾街遭遇重創，歐洲及亞洲股市也應聲下跌，全球股市在此後的三個工作日內蒸發了10萬億美元。這場風波之中，首當其衝的除了大型公司，便是擁有巨額財富的高淨值人士。彭博億萬富翁指數的數據顯示，特朗普宣布關稅政策後的兩日，全球500大富豪的財富共縮水約5360億美元，創下有史以來最大的兩日跌幅。

為了保衛財富，高淨值人士的首要任務是分散風險。中原家族辦公室創辦合夥人兼投資總監洪龍荃近期收到客戶的多次詢問，話題都是聚焦於「分散」，從地域到資產類別和投資產品，甚至銀行服務。這間香港地產代理集團旗下的家族辦公室於2024年7月正式開業，並在今年1月達成了10億美元的資管規模，約有七成客戶來自內地。洪龍荃觀察到，最近幾個月，高淨值客戶的投資進取度明顯降低了。尤其是內地客戶，對於投資的認知從「回報多少？」轉向關注「風險如何？」。

該家辦首席投資顧問何國良以一位在內地擁有工廠的客戶舉例，4月正是準備聖誕節訂單的生產旺季。但受關稅波動影響，工廠可能在未來三個月都「接不了單」。這意味該客戶全年收入或將銳減至以往的四成，即使調高產品價格，盈利也將腰斬。「收入大減，他更緊張手上的資產，」何國良說，這些客戶多數希望在可控的風險圍欄中，打敗通脹，保持資產的購買力。

也許半年前，大部分人買美股就能達成收益目標。但同樣的招數如今已不再適用。今年1月以來，中原家辦合夥人招展鵬的所有客戶幾乎都在減持美股，增持中港股票，同時在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尋求機會。但他強調，資金並不會「全部撤走」，只是減少美股比重，以提升投資組合的韌性。

而在進入2025年之前，德林家族辦公室董事長林少康便意識到，鑒於美股估值過高，已不再適合繼續增加配置。相反，不如手握現金，等待市場調整後再伺機入場。這間起步於香港的老牌家辦，服務了眾多高淨值家族，管理著數十億美元的資產。最近一兩個月，除了中港、日歐股票之外，德林投資團隊也在為客戶尋機買入黃金等資產。

作為對抗地緣政治與市場波動的避風港，黃金在今年首四個月不斷刷新歷史新高，現貨價格年內升幅一度超過28％。全球實物黃金ETF在今年第一季度總流入210億美元，僅次於2020年第二季度的240億美元。4月，黃金ETF單月流入量進一步走高至112億美元。「人類用黃金做交易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何國良笑言，「但是沒辦法，股債匯三殺時，唯有這裡暫可避險。」儘管5月以來，黃金價格從高位回調，瑞銀最新報告預計，美國政治的不確定性導致避險需求繼續上升，黃金有望上行至每盎司3800美元。

當然，還有數字黃金：比特幣。在機構和個人的不斷增持下，這一加密貨幣領頭羊繼年初回調後，再次於5月站上10萬美元大關。HashKey Group首席分析師丁肇飛指出，當傳統資產因關稅衝擊預期而承壓，比特幣的「非國家化資產」屬性便開始凸顯。他引述CoinMetrics數據指，比特幣與納斯達克100指數的30日滾動相關系數已較年初大幅下降0.21（截至5月10日）。這意味著比特幣逐漸「脫錨」主流風險資產，轉向避險資產軌道。

但在高淨值人群中，該資產有明顯的代際差異。比如丁克鳴提到，尤其是50歲以下的客戶對比特幣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這部分人群約佔其整體客戶的三成。林少康則指出，他所接觸到的比較年長、可投資金額高於3000萬美元的高淨值客戶，其資產絕大部分放置於傳統銀行體系，仍未將比特幣視為主流配置。加密資產管理公司Grayscale的最新調查也發現，50歲以下的（美國）高淨值人士中，約有53％表示未來會將加密貨幣納入投資組合；而50歲以上的高淨值人士中，該比例只有22％。

儘管不同的財富管理顧問，對比特幣、黃金這類資產的走勢有分歧，但他們不約而同地將備兑看漲期權（Covered Call）策略擺上台面。該策略的盈利來自賣出買權的權利金，以及正股上升後的差價，常被投資者用於的情形是，長期看好正股走勢，但判斷它在短期內或會面臨震盪。

投資顧問們分析，關稅談判需要較長時間，短期內經濟受到顯著衝擊，利用前述策略在低點買入，既能拉低持倉成本，也能控制風險。對於高淨值人士而言，這一常用策略還意想不到地發揮出了心理安慰作用——「最理想的是，通過該策略賺到短期反彈的錢，客戶會感謝客戶經理（RM）幫助自己克服心理上的不安與慌張」何國良說，在波動市況中，「至少RM沒有坐在那無動於衷。」

事實上，對於大部分高淨值人士而言，這並非一場「毫無準備的仗」。何國良指出，不少實業家為了使其業務避開關稅衝擊，早在春節前後就開始做提前出貨等準備。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內地3月出口按年增12.4％（以美元計），為五個月以來最快增速。同樣地，今年首季中國GDP增速也達超預期的5.4％。

「歷史已多次重演，」丁克鳴評論道，關稅背後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由來已久。據他觀察，幾乎自特朗普第一次上台起，全球的高淨值人士便已開始轉向更為主動地管理資產。

林少康也指出，高淨值客戶的心態轉變並非一朝一夕。特朗普首次任期內，為了規避關稅，已有不少中國企業將工廠往越南及東南亞等地遷移。例如2024年，中國企業在越南投資總額持續增長至47.3億美元。此外，中國在越南新註冊投資項目中也佔主導地位，佔整體新註冊項目的28.3％。「搬廠不是說搬就搬，」林少康分析，「所以他們早有部署。」

4月初「劍拔弩張」的氣氛沒有持續太久，在中美經貿會談後便進入90日「冷靜期」。新加坡銀行首席投資策略師李依萊在最新報告中指出，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的緩和幅度與速度均超乎預期，短期內利好風險資產，尤其是受貿易戰衝擊最直接的行業及企業。

「但我不認為身邊的這些家辦投資者，會因為達成某一協議，就能安心地進行長期性的配置，甚至加碼，」丁克鳴說。短期內，市場可能傾向於「逢高賣出」，在樂觀情緒推升的市場中套現。但是他強調，長期來看，對中美相關資產的持續再投資仍具不確定性，「財富保值策略中，靈活調配十分重要。」

服務高淨值人士的家族辦公室，其投資理念往往具「長期主義」。除了應對短期的波動，丁克鳴一直希望扭轉客戶的一個固有觀念，「我們只記得這40年來，利息處於往下走的大趨勢，但1985年以前呢？」他補充說，至少當前，傳統的60/40策略不再完全適用。

何國良比喻道，資產配置就如烹飪，期間會加一些鹽、醬油、糖調味，「但你現在嚐一嚐，這罐鹽的味道都變了。」每當股市下跌，就湧入債市避險，恐怕是每位投資顧問應考CFA（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證時就已深植腦海的概念。但現在，「美國國債？我不再當你完全無風險了。」他解釋說。

在經歷了數次金融危機及疫情的招展鵬眼中，比起關稅本身，更需要密切關注的是特朗普發起「關稅戰」的目的：化解美國潛在的債務問題。2025年6月底，美國國債預計將有數萬億美元到期。投資管理公司PIMCO在4月的評論中提及，關稅在限制貿易流動的同時，也會限制外國投資進入美國。在招展鵬看來，若債市問題處理不當，可能打擊美元及美元資產的信心。

4月以來，美國「對等關稅」落地後，在標普500大幅回撤、美元指數跌破100的同時，十年期美債利率也從4.0％一度衝高至4.5％。中金的研報指出，股債匯「三殺」的情況在美國市場並不常見，其本質是美元資產中安全資產（債券與現金）的避險能力下降，難以對沖風險資產的回調虧損。這提醒投資者，僅在美元資產內部進行配置，可能無法有效分散風險。

施羅德投資固定收益投資總監吳美燕5月時指出，出於分散風險、平衡波動的原則，歐洲與英國等成熟市場可能提供較為穩定的債券投資機會。但她強調，此舉並非質疑美債的債信價值。

林少康也分析認為，目前離重新評估美元資產還「很遠」。國際貨幣組織（IMF）截至4月26日的數據顯示，全球儲備貨幣中，美元佔比約57.3％。「至少現在，根本沒有別的東西能替代（美元），」林少康說。

儘管丁克鳴年初反覆建議清倉美股，也有部分客戶將資金從美國轉移至歐亞等地區，但都沒有打算「完全撤離」美國市場。中美經貿會談後，標普500指數很快抹去了年內跌幅。道富環球投資管理最新的報告指出，縱觀4月，投資者依然持續聚焦美國市場。該市場的ETF錄得接近320億美元資金流入，佔比股票ETF市場總流量的82％。同時，國際發達市場也吸納了超90億美元，顯示出資金正嘗試尋求地域配置的平衡。「資本就是這樣，只要你沒有操控（control）或封鎖（lock up）它，」丁克鳴說，「它永遠都會去最安全或最有增長機會的地方。」

圖表特別標注了流入/流出最多的兩個類別（過往數據不代表未來表現）

林少康則觀察到，亞洲的高淨值個人在最近幾個月只是「微調」其資產配置，「像香港老牌家族的投資本已經足夠分散。」

他形容德林家辦的投資風格是關注市場風向的同時，「不被市場牽著鼻子走」。最近，該團隊正在尋找相關性較低、被大眾忽略的資產，例如受中美貿易直接影響不大的中國股票，或是穩陣收息的港股地產股，又或是估值低、收益率及增長前景可觀的日本房地產。「當然，目前我們的槓桿比例非常低，」他強調，「我們必須清楚，萬一有突發情況，投資組合需要有較強的變現能力。」

何國良平時會定期與客戶召開投資分享會，他也想知道客戶從內地運去美國的貨物究竟要繳多少稅？但對方「自己也不清楚」。他評論稱，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不確定性」甚於新冠疫情時期，「這是大家最迷茫的時候。」

在「迷茫」時期，保持良好的流動性依然是要點之一。招展鵬約有一半客戶來自內地，令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是，過去幾年，這群高淨值人士的房地產配置佔比整體資產超過70％。但在疫情及房地產板塊的調整之後，這一比重已經逐漸降低。「部分香港客戶也有類似的看法，」招展鵬說，持有住宅、或尤其是持有商業房地產的高淨值人士，正在尋求出售資產套現或去槓桿。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其整體商廈空置率在2024年上升至16.3％，創下41年來的新高。

又例如，在受高淨值人士歡迎的私募市場中，丁克鳴認為投資者可能需要加快步伐，縮短投資時限，或提前思考如何退出。「最重要的是轉變原有的被動性投資心態，」他強調，「接下來的市場，不可能再這麼友善。」

不止關稅，高淨值人士對環球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的擔憂更甚。洪龍荃舉例道，曾有客戶因擔心地緣風險影響到自己存放在美資銀行的資產，轉而尋求家辦的幫助，期望能將部分資產轉去瑞士或多地銀行。「我們正在初步接觸，畢竟（將資產）擺到瑞士，資金量等方面有不同要求，」洪龍荃說。目前，中原家辦的入場門檻約200萬至300萬美元，大部分客戶的資管規模介乎500萬至1000萬及3000萬美元以上。

在他眼中，波動的市場對於聯合家辦而言或許也是不可多得的機遇。這是一項與「信任」密切相關的生意。如果在這一輪挑戰中，家辦為高淨值客戶留下了良好的業績紀錄，後者授權一定金額的委託予家辦直接管理也不出奇。洪龍荃已經計劃為團隊再招募5至10位資深客戶關係經理及銀行家。

至於中美最新談判結果帶來的影響，林少康坦言，若製造業的客戶以出口為主，「只能盡快出貨」，因為90天後的前路未卜。作為投資者，他說，「要等最終方案出來，才好開始為投資組合做長期（long-term）準備。」

「大家都希望盡快談好，避免經濟下行，」招展鵬說。但這位性格多變的美國總統也令人捉摸不定。他補充道，「暫時談妥是否代表（雙方）未來也將照此軌跡實行，很難說，對嗎？」－－文 尹琛

「錢搵錢」先係發達真理？！富過三代關鍵在於家族辦公室？！ 發展家族辦公室，香港VS新加坡，有何優勝之處？中小資產家族想分一杯羹，有乜「入門級」方案？ 施生明燈指路，一般人想穩中求財，黃金、債券、股票，通通比唔上呢樣嘢··· 仲有兩位特邀嘉賓，中原家族辦公室創辦合夥人及總經理畢銘詩女士、中原家族辦公室創辦合夥人及投資總監洪龍荃先生，專業剖析香港家辦發展，大方分享資產管理貼士，唔聽就走寶喇！

與其跟風追逐「家族辦公室」這一華麗的名號，審視家族本身的需求也許更為重要。——撰文 尹琛；編輯 鄧詠筠；製圖 陳家恒

富豪都需要家族辦公室嗎？今年7月，香港商界大鱷李嘉誠家族宣布，計劃在香港正式設立家族辦公室。在最新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李嘉誠以362億美元的財富蟬聯香港首富，該家族也是首個公開宣布擬在港成立家族辦公室的本地富豪家族。

家族辦公室目前暫無統一定義，可以將其通俗地理解為家族的私人管家：它一般為家族提供投資管理、傳承規劃、家族治理等方面的服務。過去幾年，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驟增，資金流動與財富傳承都呈現新的趨勢。變動之中，作為體現富豪家族智慧的實體之一，家族辦公室（下稱「家辦」）正受到追捧。

自2023年3月發表《有關香港發展家族辦公室業務的政策宣言》以來，香港便實施了多項優惠政策以鼓勵家族在此設立家辦。於這座城市而言，家辦意味著財資管理行業的重要增長前景。於家族而言，如何在變幻莫測的世界順利完成財富傳承，或許可以從家辦中找到答案。

然而，熱潮之下，真正理解並踐行家辦要義者少之又少，行業亂象亦層出不窮。與其跟風追逐「家族辦公室」這一華麗的名號，審視家族最真切的需求也許更為重要。

1956年，曾沛霖的祖父從沙頭角移民到英國，在當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餐館裡做侍應。幾年之後，他在利物浦擁有了自己的第一間餐廳，後逐步將生意擴張至其他城市，建立起一個「餐飲王國」，最高峰一度擁有30間餐廳，並幫助村子裡約300個家庭遷往英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將餐廳的利潤投資至房地產。到了九十年代，他敏銳地觀察到，毗鄰香港的深圳正迎巨變，於是果斷在深圳買下諸多地產，曾氏家族的命運也隨之改寫。

談起家族歷史，曾沛霖言語謙卑，卻毫不掩飾對家人的敬重。作為第四代接班人，他於2016年接手曾氏集團（Tsangs Group）並出任董事長，正式繼承家族事業。與祖父依靠餐飲立足、房地產致富的階段不同，到曾沛霖這一代，他考慮的是如何以曾氏集團為基礎，延續家族的使命和願景。2010年起，曾沛霖逐漸參與家族事務，與家人討論後，決定將家族生意轉型為家族辦公室，投資重心轉移至創新科技領域，期望「為世界帶來正面影響」。在該領域大展拳腳的曾沛霖也收穫不菲，在2020年體育直播串流平台Fubo TV的戰略投資中收穫了約250倍回報。「我們並非一定要做家族辦公室，」他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表示，「當年我們只是新界的一個普通家庭。」

曾沛霖成長於北愛爾蘭，18歲時赴倫敦求學。家人再三叮囑他畢業後一定要回香港，因為「『全球化』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中國。」他銘記祖輩教誨，學業有成後回到這座城市。海外的生活經歷令他時常思考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斟酌如何將西方的商業管理思維與傳統東方價值觀融合時，家辦的雛形便誕生了。儘管曾氏集團的投資項目遍佈全球，但其總部仍設於香港。曾沛霖說，這也是曾氏家族紮根香港15代人的回憶與牽念。

在曾沛霖及其家族身上，不難發現中國人對於「根」的眷戀。而從財富本身的角度解釋，香港科技大學金樂琦亞洲家族企業與家族辦公室研究中心主任彭倩教授認為，家辦的選址首先考慮的就是「距離」因素。「與source of wealth（財富來源）距離多遠，這點非常關鍵。」彭倩向本刊表示，若財富來源與家辦距離過遠，則很難兼顧兩邊的管理，資金調配也會受到限制。

這也是為何內地家族常視香港為家辦的優先選址。地理因素上，兩地交通往來便利；同時，後者的金融中心屬性又為家辦的設立和營運提供了天然優勢。香港資本市場體量龐大，儘管近兩年來港股IPO活動放緩，但內地企業家仍然可以通過這樣的退出途徑套現資金，部分境外資金又能直接注入到當地的家辦中進行後續投資。「這是一條龍的服務，」彭倩形容道。

一般來說，家族辦公室有兩種類型：單家辦（Single-Family Office）和聯合家辦（或稱多家辦，Multi-Family Office）。前者是為滿足單一家族成員的需求而設，後者則為多個家族提供服務。如前述曾氏集團，雖未以「家族辦公室」冠名，但其性質就為單家辦。從監管角度，香港證監會認為單家辦在一般情況下不被視為經營業務，也無需申領牌照；而聯合家辦多作為商業企業而設立及營運，普遍需要取得《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有關牌照。

事實上，作為直接代表超高淨值人士的財富管理工具，單家辦尤其受到各地追捧，各項針對性的優惠政策接踵而至。去年5月，香港通過了有關稅收優惠條例，在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寬免單家辦及家族特殊目的實體的利得稅。新加坡則更早通過有關稅務、居留等系列措施吸引家辦落地。儘管當局於2022年提高了家辦的准入門檻，並加入本地投資等要求，但截至2023年年底，近1400個單家辦獲得了新加坡相應的稅收優惠，當地的家辦數量較2020年10月的200個顯著提升。

根據黃春焰的觀察，亞洲高淨值家庭自三、四年前開始積極探討成立家辦的可行性，「一些香港傳統家族或內地新興企業家開始不約而同地問道，家族辦公室怎麼做？」她回憶道，彼時新加坡推出了針對單一家辦的稅務優惠法案，吸引了不少亞洲富裕家庭選擇新加坡作為家辦的基地。作為新加坡銀行大中華區及北亞區財富規劃主管，黃春焰領導著該私人銀行財富規劃部門的香港團隊，主要為香港、內地及台灣等地的客戶提供財富規劃全面解決方案。而在香港實施家辦稅收優惠政策後，黃春焰的團隊也接到越來越多查詢，同時帶動客戶整體考慮傳承規劃及家族信託，用她的話來說，「業務量突然之間增長了50％」。

目前，尚無公開統計數據列明於香港設立的單家辦數量。但今年3月，德勤發布了一項最新報告，估計香港有超過2700間單家辦。這一數字主要經推算而來，其背後基於對一個超高淨值個人和家庭的數據庫進行數據分析與計算等。該報告中，持有財富1億美元以上的推算數字為885，超過2.5億美元的數字則更少。但思及近年來亞洲私人財富的迅猛增長和傳承趨勢，以及亞洲有相當大規模的嵌入式（非正式）家辦不為人知，彭倩又談道，「單家辦數目上千也不見得不可能……他們管理自己的錢，沒必要告知全世界。」

方展光認為，香港單家辦的數量或不止於此。他舉例道，如知名的香港印裔首富夏利里拉（Harilela）家族，其在香港已有近百年歷史，子孫繁茂，旁支後代可能分別有自己的家辦。「但計算時，我們不會計該家族有幾十個家辦，因此這個數字可能是保守的。」自2023年4月擔任香港投資推廣署家族辦公室環球總裁以來，方展光幾乎每天都忙得「腳不沾地」。截至接受本刊採訪時，他與團隊已在業內耕耘14個月，接觸了超過700個家辦或家族。

可以確定的是，作為財富社群中的新貴，亞洲的家族辦公室在本世紀以來的增長速度驚人。儘管早在19世紀，美國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 Family）就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第一個家族辦公室，並在專業經理人的協助下集中管理家族旗下的資產。但亞洲家族對於家辦的訴求普遍出現得更晚。康普頓財富（Campden Wealth）2022年的一項調查發現，亞太地區80％的家族辦公室是由現在步入退休年齡的一代人在千禧年後創立。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家辦創立於2010年之後。

優惠政策固然是推動家辦激增的一大誘因，其背後的財富傳承需求更不可忽視。

過去數十年來，亞洲的經濟發展為全球矚目，該地區的私人財富價值也呈爆發式增長。據瑞銀2023年的報告，亞洲億萬富豪數目增至1019位，財富總值較前一年增加了8.1％。房地產顧問公司萊坊則預計，儘管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但富裕人士的數目仍將在截至2028年的五年間增加28.1％。其中，亞洲的表現將強勁領先，尤其是印度（50％）和中國內地（47％）的增長最為顯著。而當財富創造者隨著年齡增長逐漸退居幕後，約2.5萬億美元的財富也將在未來10年轉移給下一代，體量甚至超過了韓國和台灣的GDP總和。

但這一過程往往暗藏危機。代際鴻溝、缺乏準備和溝通都可能讓財富在傳承中遭遇損失。滙豐私人銀行的調查就發現，儘管向家族成員傳承財富是亞洲企業家的首要考慮，但當中許多人還未做好充分準備。事實上，新加坡、香港及中國內地平均約70％的企業家還從未就財富的轉移與家人展開討論。

此時，家族辦公室所承擔的財富傳承及家族治理等功能就被賦予了厚望。「中國老話說『富不過三代』，但歐美傳統富裕家族已有過百年歷史，有的甚至已經傳承到第六代，」黃春焰指出自己的觀察。在她看來，這些家族代代相傳的秘訣在於合適的資產持有架構，以及清晰的治理框架（Governance Framework）。「所以亞洲的富豪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們想了解（家族辦公室）這一機制是如何進行的，為何能受到所有家族成員的認可？」

家族辦公室一般如何發揮作用？架構方面，古明慧律師行顧問律師黃楚儀分析指出，為避免隨著當事人過世，其資產被視作遺產進行處理（遺產的處理更為費時複雜），富豪們通常會選擇設立家族信託來持有資產。在家族信託下，又可另設控股公司來管理家族辦公室。家族辦公室從法律上既是家族信託的其中一個子公司，又可以承擔「管家」角色來管理家族資產投資，乃至其他家族事務、私人事宜。

在人員組成上，單家辦通常有至少一位專員（即家辦的管理人員）、兩三位員工（包含投資、法律、會計事務）、秘書或行政支持人員等。

但常見的誤區在於，聘請幾位秘書或是投資人士，就意味著設立家辦大功告成？事實並非如此，「這與歐美成熟的家辦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黃春焰指出。家辦能否持續營運、與家族的溝通是否順暢有效，都需時間檢驗。她補充表示，若沒有完善的規劃並按實際需求做出調整，整個架構有機會瓦解，「可以想像，一旦家辦成立人不在，其子女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解散整個（家辦）團隊。」

如何讓家族後代都認同家辦的服務甚至約束，首先需要正視家族的真正需求。

「你想要什麼？」在與客戶第一次會面時，Kavi Harilela總是這樣問。Kavi現任Payment Asia及旗下信託公司FGA信託（FGA Trust）的業務總監，同時，他也是夏利里拉家族的第四代成員。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他時常發現，潛在的客戶可能並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麼。「沒有一條規則適合所有人，因為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是不同的。」Kavi在談到設立家辦的建議時，反覆強調「量身定制」的重要性。他解釋道，有些家辦甚至沒有信託功能，但後者的法律屬性可以更具私隱度和保護力的方式幫助家庭財產、遺產的規劃與傳承。

傳統信託需要當事人去與受託人、律師等會面，這也是大多數高淨值人群和傳統家族所採用的信託系統。不過，隨著財富的代際傳承與金融科技的發展，數碼化的信託逐漸興起 — — 比如委託人可以下達具體而微的指示，要求信託基金每月為其中一位受益人提供住房。那麼受益人可以直接上傳房租甚至水電費賬單到信託平台，信託基金便代為支付。「所謂的新貴們，現在更容易接受這一模式了，」Kavi說。

在黃楚儀看來，不止家辦、信託，有「一籃子的工具」都可以輔助家族做傳承規劃，如保險、遺囑、持久授權書等。作為資深的家事律師，她補充表示，「每個工具都各有優劣，哪怕是設定好的治理框架也需要定期檢視。」

家族辦公室並非「萬金油」。在黃楚儀的從業經驗中，多數關於家辦的諮詢，仍注重投資事宜。但即使是做投資，單一家族辦公室也並非唯一或最佳選項。首先需要面對的現實是，單家辦的營運成本或許比想像中更高。

在新加坡，13O計劃要求家辦聘用至少兩名本地職業投資人，當中至少一人為非家族成員；13U計劃下，家辦須聘用至少三名職業投資人。而在香港，家辦則必須聘請至少兩名合資格全職員工。且兩地均設有營運開支的最低要求。

梁駿謙做了一筆估算：「在香港聘請專業投資人士，人均年薪至少上百萬（港元）；辦公室租金也是以百萬（港元）計。」他曾在投資推廣署的家族辦公室團隊擔任高級副總裁，2023年6月離職後創辦了自己的公司。梁續表示，「如果你只有約1億港元的資產，一年花七八百萬港元（營運），顯然是不合理的。」

彭倩則直言，要做單家辦，可投資的流動資產至少要有2.5億美元。在她看來，成立單家辦的人士或家族，多是不滿足於外界（如私人銀行或資產管理公司）所提供的服務。而組建內部團隊，往往需要聘請頂尖或至少在平均線以上的投資專才，「否則何必自己做？」

黃敏碩指出，除了管理人親自操刀外，家辦亦可以尋找外部幫手。不少家辦會將投資、法律/合規等事務外判，這也為相關的從業機構提供了機遇。原為註冊策劃師協會（HKRFP）會長的他，也看準機遇聯合組建了亞洲家族辦公室基金會，並擔任聯席會長。黃敏碩提及，該基金會是一個專業性協會，旨在招納家辦及與家辦生態有關的機構和從業員。

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營運」也是困擾單家辦最主要的成本。瑞銀的《2024年全球家族辦公室報告》研究了全球320個單家辦發現，預計在2024年，純營運成本（Pure cost of running the family office）佔家辦整體成本的57％，其中包括員工成本、法律/合規、基礎設施等。這些開支遠高於花在資產管理（24％）和付給銀行相關的費用（9％）。同時，營運成本往往又會隨著家辦資管規模的增長而攤薄。比如當家辦的資管規模（AUM）為1億至2.5億美元時，實際成本為AUM的43.2個基點；但若AUM增至10億美元以上，相應的成本則平均為35.2個基點。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或適合設立家辦，」Michael Zhu笑著說道。作為Ascend Interplay家族辦公室的合夥人，Michael Zhu與諸多顯赫家族保持著密切的交流與溝通。他進一步指出，許多家族在當前階段尚未準備好成立獨立的單一家族辦公室，經常可能「踩坑」。畢竟單家辦從「招兵買馬」、建立基礎設施到形成自己的投資體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對於來自非金融行業的家族，該過程不僅費時費力，還可能面臨投資回報不如預期的風險。更不必提如何培養、激勵並留著頂尖投資人才，以及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做到均衡的全球資產配置，這些重要問題也常常被忽略。

在家族尚未「準備好」之際，聯合家辦一方面助其緩解了成本問題，也為他們提供了「過渡」平台。但同時也可能帶來其他困擾：有時你可能很難區分它們與私人銀行、資管公司及其他服務機構的差別。

過去一年時間，「家族辦公室」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出來。今年早些時候，一上市公司也宣布成立家辦。開業典禮上，舞龍舞獅隊的身姿游曳於海景辦公室之間，「生意興隆」的祝福不絕於耳。該家辦負責人在致辭的第一分鐘裡就提到，其某產品的資產管理規模實現突破。

事實上，多數單家辦或家族都希望盡可能保持低調 — — 至少沒有人會主動透露家產規模。而與之相比，大多數聯合家辦難以避免「招攬生意」。但在彭倩看來，運行較為成熟的聯合家辦，其核心不在於管理的資產規模有多大，相反，甚至需要在一定程度控制所服務的家族數量。「可能十家之內吧，」彭倩表示，「家辦要做投資，如果每家人的投資理念不同，也很難聚合在一起 — — 聯合家辦的核心是價值觀相契合。」她進一步解釋，「若只是兜售理財產品，那就不是真正的家辦。」

梁駿謙並不介意將自己創辦的王道家族辦公室稱為服務提供者。與多數聯合家辦一樣，他也希望在協助客戶做投資、資管事務之外，亦提供管家式的服務。比如他計劃通過與大學的研究學者合作，幫助家族撰寫族史、憲法或提供相關培訓。

2023年年底，以地產代理起家的中原集團也設立了中原家族辦公室。今年7月，其理財中心正式開幕啟用。目前擔任中原集團子公司及利嘉閣地產主席的施慧勤，也是促成中原家族辦公室成立的發起人之一。作為集團創辦人施永青的長女，談到如何與潛在的家族客戶交流合作時，她顯得更為「輕車熟路」。「如果是做培訓，教他家族憲法怎樣寫，要留意哪些地方，可能只有家辦的前線管理人員才會聽，大老闆才不會理睬你，」施慧勤向本刊笑言，「更多是家族與家族之間一起吃飯或喝杯酒，聊聊各自的理念，這樣反而比較『有溫度』。」

不過，中原家辦的核心業務依然離不開資產管理。其聯合創辦人畢銘詩在開幕儀式上表示，期望在未來12個月所管理的資產規模達10億美元，入場門檻則為300萬至500萬美元。接受本刊採訪時，她將該家辦的定位形容為一個「平台」：「買方和賣方均能在此平台各取所需。」

Michael Zhu所在的Ascend Interplay擁有一個更宏偉的願景，他們強調幫助「志同道合」的家族在全球資產配置中實現最優化，並且「逐步教會他們如何搭建有效的資產配置體系。」該家辦的所有合夥人均來自不同的家族，在吸納新的家族時，也堅持「雙向選擇」。Michael帶著笑意說，「我們甚至會對希望加入的家族成員進行現在流行的性格測試。」在他看來，投資不僅是一項充滿挑戰的事業，它在關鍵時刻的決策既是科學也是藝術。「性格測試的結果也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與家族成員溝通決策，這不僅能提升合作的匹配度和流暢性，也使合作更加和諧長久。」

在該性格測試中，其中一項指標關乎測試者是否習慣做規劃。在Michael看來，擁有規劃習慣的家族能更好地適應加入Ascend Interplay後的各項安排，比如每周至少需要花數小時，與家族辦公室深入討論市場動向、行業發展。Michael認為這樣的安排並非只是交流信息這麼簡單，其核心在於教育和陪伴那些渴望在全球資本市場中迅速成長的家族。

對於許多家族來說，缺乏指導或知識往往也是阻礙他們建立單家辦的重要原因。香港科技大學金樂琦亞洲家族企業與家族辦公室研究中心早前與安永大中華區家族企業服務團隊合作進行了一項調研，其成果《2024年大中華區家族辦公室現狀調研報告》指出，對於有意設立單家辦的家族而言，最大的挑戰就是缺乏建立家辦的指導或知識（36％），其次是招聘值得信賴的外部人才（34％）與成本因素（16％）。

從這一角度理解，理想的聯合家辦更像是一所「學校」。Michael Zhu表示，希望加入Ascend Interplay的家族或接班人可以通過在此8至10年的累積和共同成長，在資產投資獲益的同時，也能培養出具有深度且系統化思考的能力。這些能力不僅限於對財富的管理，更涵蓋戰略性決策、對未來趨勢的敏銳洞察、對自我家族優勢的認知乃至對社會責任的承擔。這也將成為他們在未來獨立運作、成立單家辦的基石。目前，Ascend Interplay匯聚了來自美國、歐洲及中東等地區的頂尖產業家族，尚未向更多家族開放。

「你有點錢，然後去做投資 — — 其實這是對家族辦公室最大的誤解，或者說是小看了它。」彭倩總結道，趨於成熟的家族辦公室，都在從「金融」向「非金融」屬性過渡，後者就包括家族治理、家族慈善、風險管理等。

她用一個簡單而又深刻的問題，將對家辦的審視拉回最初的起點：「你賺錢是為了什麼？」提出「靈魂拷問」後，彭倩自己給出了答案，「你賺錢是為了傳承，那傳承傳的是什麼？」

誠然，開疆拓土的上一代都希望將財富、企業長久地傳承下去。但企業能否挺過不同的週期，本身就不得而知。彭倩的研究發現，處於三類行業中的家族企業，面臨最大的「守業」困難：資本高度密集、週期波動明顯，以及行業本身有高增速要求者。前兩者如航空航運、汽車、鋼鐵，後者則如移動互聯網。

另一方面，潛在的繼承人能否順利接班也具不確定性，尤其是亞洲家族，大多傾向於將業務交棒予下一代直系親屬。前述滙豐報告還指出，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分別有61％及53％的企業家打算將業務交予下一代直系親屬或家庭成員。（對比法國，這一比例只有36％）

但並非下一代都有意願、能力或獲得足夠的信任進行接力。無論是考慮到瞬息萬變的外部現實，還是寄予子孫後代的深切期望，多位家族成員都一致強調傳承家族價值觀的重要性。

家族價值觀也被稱為「無形資產」，它的傳承實際上更具複雜性，因每位家族成員的性格、需求各不相同。經常參與家族大會的黃楚儀笑著形容道，會上「每人都有一句不同的聲音。」她也指出自己的觀察，當家族第一代仍在世時，家族大會進行得更加順利。因為這些「元老」受到各位家族成員的尊重，而且能親自推動其無形資產的傳承，將他們的拼搏經歷和家族獨特的共同理念代代相傳。黃楚儀接觸過的一些個案中，家族已經傳承到第三、四代，「此時就需要追溯他們的家族歷史，尋回伯伯爺爺當時的理念。」

施家的單家辦創立於近兩年，在施慧勤的印象中，父親幾年前還擬寫好了家族憲法並與家族成員一起討論。「裡面寫得很清楚，如何定義家族成員、怎樣分配資產……甚至他的理念、價值觀都羅列其中，」她笑著補充道，「比如他鼓勵生育，因此我們生小朋友也可以加分。」

黃楚儀也認同家族憲法所發揮的作用。「家族憲法本身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可以利用法律架構賦予其法律效力，比如嵌入到公司的政策文件中相互呼應。」她補充表示，更重要的是，撰寫家族憲法時，家族成員之間的交流也會令彼此之間互相理解。

借助「工具」之外，言傳身教式的引導可以更直接地讓下一代體會家族精神。

Michael Zhu出生於中國西北部，儘管是家中的獨苗，父母除了鼓勵與理解之外，從未給予他過多的寬容或放縱。嚴肅的家庭環境與「軍事化」的教育也讓他自幼習得自律與責任感，這也成為他日後應對各種挑戰的基石。

中學畢業後，他被父親安排到家族產業中從事最基層的工作――清潔。「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誰，經理說：『把這個小伙子放到最吃苦的地方去』。」哪怕多年過去，他仍對這段時光記憶猶新。脫離家族光環的這段經歷也讓他得以在現實中體會生活的艱辛，深入了解真實的社會。隨後在紐約求學時，除了第一年的學費由父親資助，其餘開支都來自Michael自己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我很感恩這些經歷，」他在視訊另一端回憶道，「這其實是一種鍛鍊，從家族傳承的角度來看，傳承的並不只是物質財富，更有文化和精神財富的傳承。」

施慧勤的成長故事也有相似之處。中學時期，包括交通費、午餐費在內，父母每月給她一千港幣零用錢。和大多數孩子一樣，有時吃到美食或看到精緻的禮品，施慧勤總忍不住多花上幾十塊。結果到了月底，零用錢告罄，只好啃麵包或乾脆不吃午飯。「哪怕沒錢吃飯，也要遵守原則，所以從小我們已經知道理財的重要性。」

進入家族企業的前兩年，施慧勤曾在一間地產服務商的投資部工作，期間也堅持「交家用」。「雖然我交的家用可能只夠我住在洗手間，」她笑著說道，「但這也是我父親一直以來的理念，人生應該要自己去規劃，父母可以給的是一些機會，至於能否爭取機會並完成目標，那是自己的事。」

縱觀歷史上成功傳承的家族，多數都在家族精神中都強調利他主義、正直、和睦、持續發展等普世價值。事實上，家族價值觀、家族精神的傳承與物質財富的傳承緊密相連，前者往往是後者的關鍵條件和基礎。彭倩指出，從第一代到第二代的傳承是最危險的階段，因第一代的重心在累積物質財富，對家族傳承可能沒有充足的經驗或準備。而只有當接班人具備正確的價值觀、金錢觀，家族才有機會世代興旺、家風永存。

但對此有清晰認知和準備的家族並不多，多數家族甚至家辦的重心仍然是金融資產的規劃於傳承。星展銀行針對亞洲華裔群體的一份報告就指出，在亞洲的海外華人高淨值商業家族中，儘管採用家族辦公室的情況越來越多，但有多種文化原因導致家族治理機制的普及速度變得較慢。

以華人企業家為例，方展光觀察到，他們多數在過去二三十年間享受了經濟高速發展的紅利並完成了財富累積。但直到進入第二階段，例如家族已經發展了50年，更多注意力才會回歸家族治理、家族教育本身。

今年父親節時，Kavi再度回到夏利里拉家族位於九龍塘的大宅，全家人齊聚一堂。這座超過五萬呎的家宅可以容納過百名家族成員。父親節當天，包括Kavi在內，所有成為了「父親」的人「共同去切一塊蛋糕，而不是各自單獨去切。」儘管家族成員都擁有各自的生活，但在重要的節日，他們依然會一起慶祝。「聖誕節時，有人會裝扮成聖誕老人，給孩子們送禮物。」Kavi回憶道，「那時我們會回溯，我們的家庭是如何誕生，又如何走到一起。」

作為龐大家族的後代，Kavi用三個「非常」來強調家族治理的重要性。管理機制層面，他的家族設置了一個由部分成員組成的家族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制定政策、解決衝突，並代表家族做出長期決定。「家族治理和家族企業的管理是兩碼事，」Kavi說，「你可以去家族委員會提出自己的訴求。」不過，有時家族委員會的議程也許稍顯瑣碎，比如討論房屋大門何時維修、或是建議家庭派對不要開到太晚。但潛移默化中，Kavi也感悟出家族和睦的關鍵：尊重、同理心和溝通。

某種程度上，家族治理的本質是一場「自我探索」的過程，治理體系的核心其實就是栽培下一代家族掌舵人。但在優渥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其需求也許和老一輩不盡相同，他們更渴望「做正確的事」。

對於大部分家族辦公室而言，中原家辦的創辦合夥人兼投資總監洪龍荃認為，他們依然傾向於分散投資，追求相對長期、穩健的回報。「但具體到每一位家辦的管理人，其風格仍有差異。」

在與年輕一代交流時，方展光觀察到，他們在做投資時除了財務回報，也會更多考慮可持續性與影響力。前述萊坊的報告亦指出，尤其是Z世代，他們正在尋找符合自身價值觀的投資方式，而這關乎文化資本，如品牌和身份認同。

作為第四代掌舵人的曾沛霖，顯然具有年輕一代勇於拼搏和回饋社會的精神。在他的觀念裡，能「令世界變好」的行業值得更多投資；而煙、酒、賭博甚至軍火等行業則絕不涉足。曾氏集團最近在投的七大領域包括人工智能（AI）、環保、生物科技等。同時，他也注重影響力投資。

2023年，曾沛霖與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共同創立了香港大使會，旨在向現有及潛在的海外合作夥伴講述香港優勢，從而推動經濟增長並開拓新的收入來源。至今，該大使會已多次率團赴內地、中東等地進行商業考察，並簽署多份合作協議。曾沛霖憶起成立香港大使會的初衷，源於新冠疫情期間見到香港經濟遭受重創，企業凋零，「我覺得很心痛，想著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來改變現狀。」他說，曾氏集團作為一個連接東西方的家族辦公室，「至少我們聲量大一些，可以影響到更多人。」

與影響力投資相輔相成的還有慈善事業，它往往也是延續家族產業和家族精神的基石。儘管亞洲地區的慈善事業較其他地區發展較緩慢，但已有越來越多的家族意識到其重要性。

施永青的私人家族慈善基金會創立於30年前，前二十來年的時間裡專注於幫助中國內地的農村、農民脫困脫貧。施慧勤也隨父親去過一些項目現場，檢視慈善資金如何幫助當地搭建公路、水利設施，如何教農民利用資源提升養殖業的利潤回報。「不是把錢捐出去就算，而是希望真的能帶來影響，」形容家族慈善的願景時，她如此說道。該慈善基金會也是體現家族分工的一環，目前由施慧勤的妹妹管理。

如同施家一樣，超高淨值人士在財富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便開始更多地考慮以慈善「回饋社會」，這也能為家族本身帶來好處。瑞銀的報告就指出，家族慈善也是協調代際傳承的工具，既提供了成員之間的交流渠道，也讓年輕一代有機會培養參與感和身份認同感。

但在更廣泛的範圍內，Michael Zhu提到，家辦這類概念在亞洲相對較新，許多內地家族對家辦的看法仍停留在「設立信託、找一間私人銀行買買金融產品。」他將其形容為「0.5」階段。當家族真正開始思考家族治理，並在安排金融資產傳承的同時，將非金融事務提上日程，這才進入到「1.0」階段。

然而，家族或家辦從「0.5」跨步向「1.0」的過程，仍有鴻溝待填補。

今年5月，亞洲家族世承基金會（Asian Family Legacy Foundation，AFLF）分別於香港、澳門舉行了啟動儀式及財富論壇。在啟動儀式上，該基金會闡述了其長遠戰略視角：「不僅致力於解決家族企業當前面臨的重重問題，更著眼於對家族精神認同認可與傳承的長遠可持續發展。」作為基金會主席，Michael Zhu希望以此為支點，匯聚全球家族，並促進相互間的交流與合作。起步於小型活動，該基金會在成立前已籌備了一年多，先後與全球逾六百個家族建立聯繫。其中，約三分之二為亞洲家族，分別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大中華區等地。

為了保證家族社群的純粹性和安全性，基金會也設立了「高標準」的入會機制：入會過程由基金會決策，並結合家族間的引薦。Michael甚至戲稱自己是基金會的「守門員」，向不符合要求的家族或機構「SayNo」。

這背後的考量也不無道理。與渴望傳承、成長的家族所對應的另一面，是家辦行業仍魚龍混雜、亂象頻生的現實。

據《聯合早報》早前報道，新加坡於去年破獲的30億新元特大洗黑錢案中，六間單家辦牽涉其中，他們都曾獲得新加坡政府的稅務津貼。此後，當局加快收緊了投資機制與家辦、對沖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並進一步關閉「不活躍」的實體。同時，對家辦反洗黑錢的要求也更為嚴格。「無論哪一間私銀，對（客戶）資產的審核只會趨嚴。」黃春焰指出，全球家族企業及其私人財富都在尋求架構及底層資產合規。

而今年早些時候，曾高調表示將斥資5億美元在香港開設家族辦公室的所謂「杜拜王子」，最終也不見其蹤影。方展光沒有就個別案例進行評論，至於如何識別真正的家辦，他說，投資推廣署非監管機構，但可以通過家辦的服務提供商網絡進行交叉確認。比如家辦落戶香港時，開戶銀行會對其做盡職調查，幫助釐清其真實身份。而一位家族成員則直言，家辦的圈子其實也「很小」，「隨便問一圈就知道你到底是誰。」

結束與本刊的採訪後，方展光又將踏上東盟之旅。在此前的訪問行程中，他一邊參加各類論壇、閉門會議；一邊與家族、家辦一對一交流。偶有幾次，介紹到自己來自FamilyOfficeHK時，對方會下意識地說，「喔我知道，你是賣信託。」方展光只好笑著解釋，「我們代表政府，首先不賣任何東西，其次，信託、家辦也都是幫助你做家族傳承的工具。」

從認知到行為，亞洲的家族、家族辦公室仍然面臨挑戰。這不僅涉及財富的傳承與治理，更關乎家族後代對於家族精神的認同，以及對自我的身份認同。

留學紐約時，Michael Zhu發現許多家族後代朋友都不免感到迷茫和孤獨。後來，他與同為家族後代的世承基金會總裁兼副主席Kevin Qin討論，與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共同合作，開發專門針對家族下一代的課程，幫助其「從哲學的角度思考，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他們也希望通過此課程，橋接這一代的理解與前一代的傳統之間的鴻溝。Michael補充道，家族的接班人需要在當下的環境中構建與自我、與家族、與社會的真正關聯。

而站在推動家辦行業發展、吸引全球高淨值人士與財富的角度，香港也因應趨勢於去年11月正式成立了香港財富傳承學院，旨在通過財富管理、家族治理、影響力投資及慈善文化等多個領域，促進同業交流與合作。方展光指出，該學院將邀請國際領袖、知名家族與下一代接班人做分享，「更多是分享一些『彎路』，令新興家族可以更好地避開這些問題，從成熟的家族歷史中汲取經驗。」

家辦故事的一開始，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設下目標，將於2025年年底前推動不少於200間家族辦公室在港設立或擴展業務。方展光引述5月的數據指出，目前已幫助89個家辦落戶香港，並有約136個家辦表達落戶香港的意向。「我們做這件事，不是單純看家族辦公室帶錢來香港，」方展光強調，「我們要看的是投資行為，要看市場活躍度。」目前，香港管理的資產規模約為31萬億港元，其中三分之二來自香港以外的投資者。

曾沛霖則一針見血地指出，儘管稅務優惠政策是吸引家辦注資的一大「亮點」，但配套措施及完善的家辦生態圈才是更深層次的競爭力。同時，「吸引家辦來港時，『quantity』（數量）並不是最重要的，『quality』（質素）才是。」

對於家族而言，設立家辦從來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實現家族傳承與治理的其中一種手段。談到給有意設立家辦的家族一些建議時，施慧勤的感受是，儘早籌備，並尋找真正理解家族理念的專業人士幫助執行。

親自管理家辦的曾沛霖則坦言，要「想清楚才做」，因家族辦公室的工作繁重，亦充滿挑戰。「如果只是為了名氣，或只是為了賺錢，沒必要做。」對於家辦的未來，他並不介意邀請外來的專業人士幫忙管理，「哪怕他不姓曾。」

結束與本刊的採訪時，已是紐約時間凌晨一點，視訊另一端的Michael Zhu依然精神煥發，在深夜工作已是他的常態。耳濡目染下，他的孩子隱約知道，父親的工作與「Family Office」有關。儘管小朋友尚不能理解家族辦公室一詞的奧義，但Michael希望孩子能在他的言傳身教中慢慢感悟家族的文化與傳承的意義。

文章來源：彭博商業周刊